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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与美国媒体的秘密情报交易

2015-11-03 10:21:19 作者: 卡尔·伯恩斯坦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据中情局官员透露,中情局的档案还记录了中情局与以下新闻采访机构的秘密合作关系: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赫斯特报(据中情局消息,现任赫斯特报伦敦分社社长、前论坛先驱报编辑和记者的西摩·K·弗雷丁已被确定为中情局特工)美联社、国际合众社、共同广播系...

编者按:

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华盛顿邮报》前记者,是1972年美国水门事件主要调查者。1977年离开《华盛顿邮报》后,卡尔·伯恩斯坦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考察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与媒体间的关系,并写成了《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媒体》(“THE CIA AND THE MEDIA”)一文。

本文通过详实的资料揭露了美国中情局与媒体机构的“秘密情报交易”:雇佣记者一直是中情局采用的收集情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在冷战开始后的25年间,包括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代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联社、新闻周刊等在内的25家媒体曾为中情局提供庇护、培养特工、发掘情报;媒体高管与中情局有着极为密切的私交;超过400多名记者与中情局有着情报工作联系。随着1973年中情局雇佣记者的消息首次被披露,中情局与新闻组织间不可告人的秘密开始遭遇公众压力。然而,时任中情局张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记者情报网,将与新闻机构情报交易更加隐蔽化。而负责调查的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尽管掌握了大量证据,但最后却选择了最简单的做法:掩盖事实真相。

  作者的调查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与单纯的认为中情局操纵和控制想新闻界不同,当时的美国新闻机构心甘情愿地充当中情局的帮手,投身到反对“全球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来。中情局借助媒体掩护自己,而外国记者把为中情局工作视为为国家服务,也是他们获取更好新闻素材和攀登职业巅峰的一种方式。

原文于1977年10月20日发表在滚石杂志上,是一篇长达25,000字的封面文章。篇幅所限,编译、刊发时略有删减,并分为上下两期发布。

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媒体(上)

 一、中情局与美国媒体被掩盖的亲密关系

1953年,美国当时最重要的专栏作家,《纽约时报》的约瑟夫·艾尔索普远赴菲律宾去报道当地的选举。他此次赴菲不是受命于辛迪加报刊,也不是受命于印刷他专栏的报纸,而是应中情局的邀请去执行任务的。

约瑟夫·艾尔索普

根据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档案记录,包括艾尔索普在内有超过400名美国记者在过去25年来曾经秘密地执行中情局的任务。这些记者们向中情局秘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简单的情报搜集到充当与共产主义国家间谍联系的中间人。中情局和传媒机构共享资料、共享雇员。其中有些还是获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他们自诩为国家的无任所大使(亦称巡回大使)。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崇高:外国记者发现与中情局扯上关系有利于他们开展工作;特约记者和自由记者对写文章和冒险联系间谍一样感兴趣;还有为数不多的中情局雇员在国外冒充记者。中情局文件显示,多数情况下,记者在执行中情局任务时,是得到美国主要新闻机构的管理层同意的。

中情局打入美国媒体界的历史因为模糊的和具有欺骗性的官方政策得以继续被掩盖,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1. 雇佣记者一直是中情局采用的收集情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尽管自1973年以来,中情局已大幅度削减雇佣记者的数量(主要因为来自媒体的压力),仍有一些记者特工被派往国外。

 2. 据中情局官员透露,如对此事展开进一步调查,就必然会揭露中情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与美国最著名的新闻机构和从业人员一系列的令人尴尬的关系。在那些与情报机构合作的管理人员中,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威廉·佩利;时代公司的亨利·卢斯;纽约时报的亚瑟·海斯·苏兹伯格;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巴里·宾厄姆;科普利新闻社的詹姆斯·科普利。其他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的组织包括美国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赫斯特报团、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团、新闻周刊杂志、共同广播系统、迈阿密先驱报、原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中情局官员透露,到目前为止,最具价值的是与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时代公司建立的合作关系。

中情局利用美国新闻媒体的范围比中情局官员公开承认或在与国会议员的闭门会议上所宣称的要广泛得多。他们的通行做法并没有什么争议,但具体的操作却越来越难以获知。不论是中情局还是媒体机构,对于具体合作的细节要么讳莫如深。一名有着惊人记忆的中情局高官说纽约时报曾在1950年到1966年间为中情局的十名特工提供了庇护,但他不知道具体名单,也不知道是报业的哪些管理层做出的精心安排。

中情局与所谓的出版和广播行业的“专业人士”的特殊关系使得中情局能够把其最有价值的特工派驻海外,而在二十多年里不被发现。据中情局资料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情局最高级别的官员(通常为局长或副局长)亲自与合作新闻机构中指定的高层管理人员联系。(新闻媒体向中情局)提供援助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为即将派驻外国首都的中情局特工提供工作机会和证书(按中情局的说法是“记者证”);二是给中情局“借用”在职记者的秘密服务,包括一些熟知业务的最知名的记者。

中情局用了“报道”这么一个合适的词来描述合作记者们为中情局做的大部分工作。中情局一名高级官员说“我们会问他们‘可以帮我们一个忙吗?’”“我们知道你要去南斯拉夫。他们的街道都铺好了吗?你在哪儿见过飞机?有军事存在的迹象吗?你见过多少苏联人?如果见到苏联人,要知道他的名字并能正确拼写……能否安排会面或传达信息?”许多中情局官员把这些有用的新闻记者视为特工;记者们也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中情局可信任的朋友,他们偶尔为了国家的利益提供帮助,通常是没有报酬的。

“我很荣幸他们邀请我做,并且我顺利完成了”,约瑟夫·艾尔索普说道。他曾为中情局执行过秘密任务,“新闻记者不需要对国家负责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从中情局的角度来讲,与记者的这种关系并没有任何的不妥,出现的任何伦理上的问题由新闻记者这个行业本身来解决,而不关情报机构什么事。

 二、肇始于冷战的秘密交易

中情局与新闻媒体的“交易”在冷战的最初阶段就开始了。艾伦·杜勒斯1953年成为中情局局长后,就寻求在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机构内部建立招募报道人员的能力。杜勒斯认为,中情局在海外的特工将享有一定程度的访问和活动自由,这是任何其他掩护工作所不能享受的。

艾伦·杜勒斯

在冷战的环境下,当时美国的出版商都十分愿意将他们公司的资源运用到反对“全球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来。因此,美国记者和政府之间的传统界限消失了:为中情局特工在国外提供掩护的新闻机构往往是在其老板、出版商、高级编辑的知情同意下进行的。

 换言之,与中情局蓄意打入新闻媒体界的观点相反,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国的主要出版商和新闻主管主动要求做中情局的帮手。此外,杜勒斯还开创了任务报告这个程序,所有从国外回来的美国记者都要按程序清空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并把他们的所见所感向中情局人员汇报。这个做法被杜勒斯的接班人所继承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记者在回国的穿上见到中情局官员是非常普遍的是。“会有这些人出现,他们拿着亮闪闪的证明身份的证件,看起来像是耶鲁俱乐部的”,前星期六晚邮报记者休·莫罗说,他现在是前纳尔逊·洛克菲勒副总统的新闻秘书,“因为已成例行公事了,如果你不被(中情局人员)提问还会有一点恼火呢。”

中情局官员几乎从来都拒绝透露与他们合作过的记者的名字。一位毫不掩饰自己痛苦的中情局官员说到“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政府服务不被视为是犯罪的。”“这一切都得放在时代道德这个大背景下去考虑,而不是有悖于它或是虚伪的评判标准。”许多报道过二战的记者都与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有过亲密接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立场一致。战争结束后,许多原战略情报局的官员到了中情局工作,很自然他们会继续发展这种关系。

由于利用记者是中情局最敏感的任务之一,因此有着高度保密性,只有局长和他亲手挑选的副手熟知情况。由于担心记者的特工身份被暴露,或者中情局与新闻媒体的交易被公之于世,与新闻机构的负责人联系的工作通常就由杜勒斯和他的继任者们亲自来做;或由副局长和秘密行动处的处长,或者偶尔由媒体界的高管担任。

詹姆斯·安格尔顿曾负责运营中情局一个完全独立的记者特工组织,专门执行敏感和常伴有危险的任务;这个组织鲜为人知,原因很简单,安格尔顿故意只保存了最模糊的文件。

中情局甚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展了正式的培训计划,把他们所选的特工培训成为新闻记者。中情局一位高官解释说,“情报官员们被‘调教’成能像记者一样发声的人,然后在主要的新闻机构的管理层的帮助下被安排在他们那里工作。”不过在中情局记录在案的400左右有这种经历的人中只有非常少数,大多数人在他们开始为中情局执行任务时其实就已经是真正的记者了。

 三、中情局与记者的合作类别

据中情局相关文件显示,中情局与记者的合作关系中包括以下几大类:

1. 新闻机构合法、合格的工作人员——通常为记者。这些工作有的是有偿的有的是纯粹自愿的,其中不乏知名记者。有文件显示新闻或广播机构有时候会以中情局的名义为记者发放部分薪酬,义支出的方式来补充,或者预付费用,或者报销差旅。薪酬发放均是以现金形式,发放对象还包括摄影师、国外新闻机构的管理人员和广播技术组的成员。

据中情局官员称,情报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个人最有价值的关系是与报道拉丁美洲的华盛顿星报记者杰瑞·欧莱瑞和普利策奖获得者迈阿密新闻记者哈尔·亨德里克斯。前者被视为在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非常有价值的人,后者提供的在迈阿密古巴流放地区内生活的人们的信息对中情局是极其有帮助的。中情局档案大篇幅记录了两个人代表中情局所从事的工作。

欧莱瑞坚称他的业务仅限于正常的外派记者和单位间正常的互惠互利关系。但中情局的一位官员说“毫无疑问杰瑞是为我们服务的”,“他作为为我们服务的记者干得更加出色。”在回应欧莱瑞的否认时,这位官员补充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好担心的,除非他非得顽固不化地遵守参议院对记者的正直要求。”然而据中情局部分官员称,亨德里克斯和欧莱瑞都没有接受中情局的资助。

2. 特约记者和自由记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由中情局根据标准的合同条款来发放工资的。他们的记者资质通常由合作的新闻机构提供。在有些情况下,新闻机构不知道他们的特约记者在为他们工作的同时,还为中情局工作。

3. 所谓中情局多功能商业公司(中情局开办的兼有情报工作的公司)的雇员。过去二十五年来,中情局秘密资助过大量的、涵盖多个语种的外国新闻服务、期刊和报纸,以便为自己的情报工作打掩护。例如罗马美国人日报的创办,中情局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都拥有该报的40%股份。

 4. 编辑、出版商和广播系统的高管。中情局和大多数新闻高管的关系跟与新闻记者和特约记者的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更易接受中情局的指导。少数新闻高管会签订秘密协议,如《纽约时报》的亚瑟·海斯·苏兹伯格。但是这种正式签协议的非常少,中情局官员与媒体高管的关系通常是社交性的。

 5. 专栏作家和评论员。许多专栏作家和广播评论员与中情局的关系远远超过了中情局与新闻机构正常保持的关系。他们在中情局内部被称为“已知资产”,可以指望执行各种秘密任务;他们被认为能够接受中情局在各种议题上的观点。

三个最受关注的与中情局保持这样关系的专栏作家分别是纽约时报的C·L·苏兹伯格,约瑟夫·艾尔索普和已故的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他们的专栏刊登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和新闻周刊上。据中情局一位高官透露,年轻的C·L苏兹伯格曾签署了保密协议,因为他曾获得中情局的一些机密情报。中情局一名官员称,这种合作“有分享,给予和收获”。苏兹伯格则声称他从来没有正式受中情局的委派执行任务,他也绝对不会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被抓获。“我们的关系完全是非正式的—我有很多的朋友”,他说。

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与中情局的关系比苏兹伯格的关系要广泛的多。一位曾经担任过中情局最高级别的官员直截了当地说:“艾尔索普是一名中情局特工。”另一位同样级别的官员拒绝说明艾尔索普与中情局的关系,只是说关系很正式。其他消息说艾尔索普在与外国政要讨论时会问一些中情局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发布一些有利于美国政策的错误信息和评估中情局招募合适的外国人的机会时,对中情局的帮助尤其大。

“荒谬透顶,”约瑟夫·艾尔索普听别人说他兄弟是中情局特工时说。“我与中情局的关系比斯图尔特要近,尽管他也走得比较近。我敢说他确实执行过一些任务—但他只是做了作为一名美国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中情局的创始人们是我们亲密的私人朋友。这是交际上的事,我亲爱的朋友。我从没有收过一分钱,也从来没有签署过任何保密协议。我不需要···我有时候为他们做事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正当的事,我把它称作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艾尔索普只愿意谈他执行过的记录在案的两次任务。一次是奉中情局之命去探访老挝;另外一次是1953的菲律宾选举的探访行动。在他看来,他的报道不过是如实记录当时的情景,他坚称自己没有受到中情局的控制。“我所写的都是真的。我的观点是要获知真相。如果中情局的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就不会再与他谈下去”。他说,“中情局完全不会对他不信任的人开放的。他们信任我和斯图尔特,对此我感到很自豪。”

 四、服务于中情局的美国媒体们

随着1973年中情局有时会雇佣记者的消息首次披露,中情局与记者以及新闻组织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开始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那些报道和新的信息是中情局为了情报工作的目的而用来作为研究如何利用记者的案例。包括:

 1. 纽约时报。据中情局官员透露,中情局与纽约时报的关系是目前为止最有价值的。从1950年到1966年间,大约有十位中情局人员得到过纽约时报的掩护,而这是在已故的纽约时报出版商亚瑟·海斯·苏兹伯格的批准下安排的。掩护工作是由苏兹伯格设定的纽约时报总政策的一部分,即只要有可能就向中情局提供帮助。

责任编辑:翟忙忙
来源: 战略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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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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