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美国曾告诫苏联别插手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与应对方略》，占豪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借力中国抽腿越战泥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地缘战略、经济因素等作用力的促使，美国直接参与了越南战争。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初期，曾一度因为战争的需求，拉动、刺激了其经济的大幅增长，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受益。但这场战争，越南并非是单打独斗，而是在中苏的支持下与美国抗衡。特别是中国，更是派出数十万的军力协助越南人民军。

越南战争大致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越内战阶段；第二阶段，美国间接介入阶段；第三阶段，美国直接介入阶段；第四阶段，美国准备撤军阶段；第五阶段，美国撤军阶段。

其中，在第二阶段，也就是1961年开始至1964年，肯尼迪政府发动“特种战争”，美国间接介入越战。介入越战后，自1962年起，美国经济大有起色，GDP增长从1961年的上升到1962年的。之后，GDP增长趋于下降。1963年，由于南越政权的内讧深化，美国抛弃吴庭艳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杨文明、阮庆等军人通过政变，推翻了吴庭艳政权并枪毙了吴庭艳。越南军政府上台执政，但战事毫无进展。

1965年，按捺不住的美国直接介入战争，在美国直接介入的1965年、1966年的两个年度，美国GDP增长率均超过6%，达到和，战争对经济的短期刺激作用可见一斑。

但是，由于北越政府获得中国和苏联的巨大支持，战争陷入僵持状态，美国国防开支越来越重，经济逐渐被拖入泥潭。

1967年，美国经济从上一年超过6%的GDP增长率一落千丈，仅为。而且，由于越战财政开支过大，美国经济逐渐陷入衰退。1969年12月，美国爆发新一轮经济危机。1970年，美国经济陷入停滞，GDP增长率只有可怜的。新任总统尼克松自1968年当选后，开始着手撤军筹备工作。1973年，美国确认从越南的撤军。1973年1月27日，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四方：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南越反政府武装、越南共和国，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巴黎和平条约)。随后两个月内，美国军队全部撤出越南。

正是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苏联展开对美国战略进攻的压力下，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的战略契机，实际上出现在1969年。1969年3月，苏联军队数次武装入侵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并炮击中国岸上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中苏关系彻底恶化，从貌合神离转向直接对抗。

中国当时虽然落后，但却是一个地方大国，且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是顶尖的战略家。中苏珍宝岛冲突后，1969年4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上赫然出现这样一段话：“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美帝、苏修)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这一报告中，最重要的国际战略信号就是，中国最大的国家敌人由一个变成两个，从原来的“美帝”变成“美帝、苏修”。

据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实权派人物、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称，美国很快接收到这一重要战略信号。在苏联展开对美国战略进攻，且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的背景下，美国认为此时继续打越南战争已不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完全可以利用中苏关系的恶化“以中制苏”，而不必去和中国为敌盲目消耗国力，美国就可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前提只有一条，就是和中国改善外交关系。

对美国来说，和中国改善外交关系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只要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就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对于中国来说，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外交上使中国比较被动，急需寻找突破口。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个对抗的大国的外交改善，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双方战略上的需要，因为双方有着一个共同的威胁——苏联。

当然，这其中彼此也一定互有条件。譬如，中国必然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军；而对美国来说，撤军则是顺水推舟的事情。在中苏对抗的第二年即1969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请即将访问北京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告中国政府，美国准备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的这一战略调整，使其在后面近20年的东西对抗中与苏联相比占尽优势，苏联最终分崩离析。可以这样说，美国如今的霸权地位，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借助中国的力量实现的。反过来，中国接下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崛起，同样也是借助美国的力量。中美的特殊关系，就是在这个阶段形成。

因此，从战略上说，美国在越南战场的重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因祸得福。正是美国在越南战场陷入泥潭不可自拔，使西方对苏联的压力骤减。同时，鉴于美国对苏联的包围形势，苏联不得不投鼠忌器。如此的结果就是，中苏矛盾激化，最终形成对立格局。而中苏对立格局的结果是，美国得以从越南战争中抽身。美国只要在西南方扼住苏联的咽喉，就能制服这头庞然大物。于是，美国在龟缩的同时，和中国这一大国合作，在东方牵制住苏联，成功遏制苏联在东方的继续扩张。

20世纪整个70年代，美国基本处于守势。守势下的美国，促成第四次中东战争。并在之后的数年，彻底分化阿拉伯联盟，将阿拉伯联盟从苏联阵营争取到自己这一边。当然，这也都是拜野心勃勃、同时又投鼠忌器的苏联所赐。

苏联帝国梦的破灭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损失惨重。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使其对苏联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前，阿拉伯国家在埃及的领导下，不愿再充当苏联的附庸。于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苏联和中东的关系已不是附属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苏联援助阿拉伯国家的效率远低于美国援助以色列的效率，使阿拉伯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还是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苦心经营十几年建立起来的中东势力网，面临着即将失去的危险局面。鉴于此，苏联战略上选择南下印度洋，控制中亚枢纽地区，避免苏联在美苏对抗中落于下风。

1973年7月，达乌德在“旗帜派”(该派主要是由一些受过苏联训练的青年军官组成，受苏联支持)的支持下，完成对阿富汗当时政权的政变，推翻阿富汗200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并就任总统。达乌德上台初期，积极奉行亲苏政策，深得苏联领导的赏识，苏联正好乘机积极向阿富汗渗透。

但是，苏联外交上一贯的霸道干预和控制，使达乌德非常不满。从1975年开始，达乌德清洗亲苏势力，并向苏联以外的世界寻求援助。1977年2月，阿富汗通过共和国宪法。根据宪法筹建的民族革命党成为唯一合法政党，亲苏的“旗帜派”分子被彻底清洗出政府和军队。

很快，苏联进行报复。1978年4月27日，人民派和旗帜派的军官联合发动军事政变，苏联飞行员驾机直接参加进攻总统府的战斗。次日，总统府被攻占，达乌德以身殉职，阿富汗政权再次更迭。政变后，表面上，人民派虽然和旗帜派一样完全倒向了苏方，实际上，人民派领导人很快展开对旗帜派的清洗。

最后，亲苏方的旗帜派领导人塔拉基和人民派领导人阿明矛盾激化。1979年9月14日，塔拉基暗杀阿明不成，反被阿明反手一击。9月16日，阿明政变成功，公开强烈表示对苏联的不满。

接着，苏联再次报复。1979年12月27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塔拉基政权时期担任阿富汗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副总理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发动政变，推翻哈菲祖拉·阿明政权。这次政变，实际上是在苏军的直接参与下完成的。1979年12月24～26日，苏联出动200架次大型运输机，突击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运送5000多人的军队、300辆装甲车和几十辆坦克，苏联驻喀布尔地区的部队增加到近1个师的兵力，这些部队控制了喀布尔空军基地和各个军事要地。与此同时，在与阿富汗接壤的苏联边境地区，还有5个师处于集结待命状态。12月30日，据报道，苏联在阿富汗的军队已经增加到万～3万人。

苏军入侵阿富汗，遭到世界各国的一致谴责。美国、北约、伊斯兰国家认为，这是苏联为谋求私利和打破已有的战略力量平衡的直接尝试。

1979年12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发表声明：“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是对和平明目张胆的威胁，它可能标志着我们双边关系根本和长期的变更。”卡特要求苏联立即撤军，并停止干涉阿富汗内政。两天后的1979年12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坚决要求苏联停止对阿富汗内政的干涉，撤出一切武装部队。1980年1月6日晚，邓小平在宴请来访的时任埃及副总统的穆巴拉克时说：“最近，苏联悍然派兵大规模入侵阿富汗，粗暴地干涉其内政，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苏联这一行动，是它为谋求世界霸权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1980年1月7日，孟加拉国、牙买加、尼日尔、菲律宾、赞比亚五个不结盟组织理事国，代表世界上50多个不结盟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不结盟国家通过的关于阿富汗局势的决议草案，要求尊重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独立和不结盟地位，并立即无条件从阿富汗撤走一切外国军队。

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下子成为世界公敌。更为重要的是，阿拉伯世界开始全面反苏，同时倒向西方，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营的中东势力网彻底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