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曰 ：九一八，谁决定的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已成为刻在历史耻辱柱上不可磨灭的一笔了。但是，几十年来，围绕着“不抵抗”的由来、背景和具体责任，却一直有颇多的争议。

总有人以1991年张学良接受采访的时候宣称蒋介石没有下不抵抗命令，以证明九一八完全是张学良的责任。而且以当天蒋介石身处长江中“永绥”军舰上、不知道日军已在沈阳动手开脱。

其实根本用不着找这么久远的报道。张学良的九一八晚上发布的不抵抗命令，从来没有欺瞒。他第二天接受大公报采访时就明确承认了这一点。

问题是，九一八是一天发生的，但是可不是一天结束的。从1931年9月18日日寇挑起侵略东三省的序幕开始，到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止，五个月多的时间国民政府有一兵一卒一粮一弹一封电报说要抵抗了么？

答案是没有。

九一八之后的命令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的日记这样写到：

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话绕了几道弯，“忍耐至相当程度”的意思，却仍然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的“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也仍是这个“不抵抗”的意思。

1931年9月23日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很巧妙地用“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这一句表示了已下令军队“不抵抗”的事实。

时任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的王化一，写于1931年9月23日的日记，则是明确记载了这一天(或之前)有“不抵抗”的命令下达给张学良等：

到协和医院，负责诸人均在此，楚囚对泣，无相当办法。已请示南京，命令关外不准抵抗，静候交涉，大好河山，行将断送倭奴之手。(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王化一是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王化一担任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他是义勇军的发起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的明确讯息让国人知晓的第五天(9月24日)之前，蒋介石给中国军队具体下令实施了“不抵抗”方针。纠缠于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的人们，常常略掉了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史实，他们更略掉这样一个事实：

张学良9月19日凌晨下令不抵抗，是出于日军只是寻衅、不能给日军更多口实的判断;而蒋介石19日到24日前的某一天下令不抵抗，已可以知道日军志在占领东北了。

早有的预警和日军的连续挑衅

不用说九一八之后，实际上在此之前，日本频频向中国挑衅制造入侵东北的借口的时候，早就有人发出了预警，日本人就是要侵略整个东北。

在8月开始日本军队借“中村事件”频频向东北驻防军队挑衅的时候，《中央日报》早就连篇累牍的发布预警，在8月16日的画报封面下写着“醉生梦死的人们，难道要等到那恶兽咬到你们头上才知道痛苦吗？”

而1931年8月16日的“预警”，甚至比日方8月17日公开发布带有恫吓性质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还早了一天！

此后中央日报持续跟踪发布日军挑衅的情况和分析文章。1931年9月19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军彻底占领沈阳，继而侵占东北的多处地方。这一天的《中央日报》在沈阳的消息传到南京前已完成出版，未及刊登凌晨在东北发生的事件。

但是，这一天出的《中央日报》按照原定计划刊登的报道，却称日军借口中村事件而发动的“武力侵略”已迫在眉睫了。此报道之中甚至已说日军“报复手段，已有具体协议；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同时《中央日报》还刊发了一篇题目为《日军队横行东北》的报道。这报道开门见山也写了这样一句话：“日人野心勃勃，意欲实行武力侵略”。文中则具体记载了三件事，一个是日方报纸报道“参谋本部近发一命令”。日军参谋本部借口“近来东北地方多匪”，下令“满铁守备队采取相当之防卫行为”，《中央日报》一针见血指出这一个事情的本质：“日人藉口匪徒，竟派兵横行于我领土，直侮视我国权如无物。”

另两个是两个日军在东北袭击中方军警的事件，分别发生于9月13日和15日：

本月十三日晨，在抚顺之日守备兵一队四十名，突入抚顺附近操演，我方巡警及驻抚顺保安队见日兵在我领地内操练，立即警告日兵退出，日兵竟撕毁我方警告文，且突向我军警包围，并以机关枪威胁，我方巡警派出所人员仅有四人，保安队人数亦仅十三名，众寡不敌，且毫无准备，仓促之间突被四十名武装日军包围，未加抵抗，日兵竟将我方军警一律解除武装，一哄而去。

让人唏嘘的是，这一次抚顺的日军袭击中国巡警和保安队的过程，和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在多地袭击的情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中方“未加抵抗”，给日军“一律解除武装”。

而另一次日军的袭击行动，则引起了中国军队的有力还击——

……更有一事，足证日人对我武力挑战之积极态度，十五日，距长春十英里之杨森站突来日兵三十名，荷枪实弹，测量地形渐向满铁道域外我国屯垦军营地推进测量险要，我方阻止其测量，日兵竟向我方军队发炮，我方军队为自卫计亦还击，此役据日方宣传有日兵一名被轰毙，恐又将无理要求之张本云。

从“我方军队为自卫计亦还击”的记载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前三天，东北军面临日军袭击时，还是会随即予以自卫还击的。

到了1931年9月20日这一天，《中央日报》最为明确指出了日军是实行“预定之侵略阴谋”。

事变前国民党决策层确已知道日军会有军事行动。那么，已经早就知道这一点的蒋介石为什么还会反复发布命令要求不得抵抗呢？

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蒋介石则是到9月22日明确下令“不抵抗”。那么第一个“不抵抗”是张学良独立决断的，还是某个“不抵抗”方针的具体体现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打着“忍耐”、“求公理之战胜”旗号的“不抵抗”方针，是不是九一八事变前已有的既定方针?

不抵抗政策是早已确定的　　

在九一八之前，日军已经频繁的对中国军队进行挑衅，几乎赤裸裸的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东北的贪欲，从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开始。到派出间谍勘察地形，然后借助“中村事件”挑衅。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军已经开始公然袭击中国军警。

而国民政府自然不是木雕泥塑，没有任何应对方式。

1931年9月27日《民国日报》有一篇报道《孔祥熙谈对日方针》--1-10 《孔祥熙谈对日方针》国民党决策层的成员孔祥熙在此次采访中，说“漏嘴”了这样一句关键的话：“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已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仅仅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的第七天(距蒋介石到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更是只有五天)，若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才有了方针，孔祥熙又如何会使用“早有”这个词呢?

况且，这一段时期，孔祥熙都是在上海养病，他可没有参与南京方面的讨论。

可以印证的另一个证据是：

1931年9月26日，张学良发布了《对东北陆海军全体对日不抵抗之训令》：“此次之所以命令采取不抵抗主义，乃欲诉诸国际公裁，以外交求最后之胜利……此次不予抵抗，即出于主张公理，且不欲荼毒生灵之微衷也。然彼虽百端挑战，我皆不予其口实。”

党决策层的喉舌透露出已经掌握日军的“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的时候，国民党决策层的“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决定”，同时“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他们准备了什么呢？他们又是在何时准备的呢？

九一八前两个月又6天，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很明确的指示“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1中华民国二十年 辛未”的部分，有明确的记载：

7　12(五，二七)

乙、蒋中正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7　13(五，二八)

乙、于右任电张学良，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应加体会。

而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一度曾经考虑过“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问题的。

《顾维钧回忆录》中明确记载：

”1931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国民党决策层的会议，讨论张学良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政策：“……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没有得到支持的张学良在9月6日，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曾跟蒋介石讨论着“我方亦应有所自省”、“吾人自应早为之计”的张学良，到九一八前夕，思想也已统一到国民党决策层的“早已决定”的“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准备”的“一切应付办法上”了。至此，“不抵抗”政策已被国民党决策层推行到东北的土地上。

不抵抗的和抵抗的

至于为什么不抵抗，其实国民政府自己早就说的很明白了。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

……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

人家说了，忙得很，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至于九一八那点小事，我才不用去管。

你不抵抗，总有人抵抗，东北的三千万父老同胞在抵抗，共产党也在抵抗。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斥责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抵抗的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1年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籍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发出党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号召；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

同月，《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了周恩来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指出，组织“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即，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在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部分官兵纷纷起来抗日。

1931年9月24日，驻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向其所辖各县通电，呼吁军民团结共同抗日；

1931年9月25日，驻吉林省城的第25旅张作舟部开抵榆树，宣布抗日；

同月末，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率所部在永吉县老营盘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并通电全省；

1931年10月初，邓铁梅在凤城县四区小汤沟顾家堡子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邓任司令。

他们在装备、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的情况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下，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包围下，自发地组织起“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不顾一切，接竿而起，杀向抗日疆场。

尤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义勇军首当其冲，率先于1931年11月与日本关东军主力多门师团和张海鹏伪军进行战斗，毙敌甚多，博得全国人民的喝彩和援助，成为一时的抗日民族英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发布了，东北抗联组织起来了，在广大东北的抗日战场上，有共产党，有东北军士兵，有土匪，胡子，民团，保安队，警察，普通民众。有枪的扛枪没枪的拿刀。正如那首大刀进行曲所唱的“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全国军民的怒火燃遍九州大地。一直抗争到日本投降为止。

而国民政府，在诉求国联未果的情况下，安静的等待着，从九一八等到七七事变，从沈阳等到北平等到上海等到南京，等到武汉等到重庆，一直等到被人民的烈火烧去小岛上偏安一隅，做自己的美梦。

谁在抵抗，谁没抵抗？民心所向，又是因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