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军事 / 军事历史 / 正文

广岛原子弹爆炸70周年之际回顾甘阳旧文:我们都成野兽了吗?

2015-08-05 21:42:18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罗尔斯教授在其文章的最后指出,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的悲剧之所以会发生,说到底仍在杜鲁门等人对人权缺乏充分的尊重,尤其是敌对国平民的人权。

我以为有必要强调的是,不管美国使用原子弹如何缺乏正当性,也不管当时种族歧视的偏见有多大,所有这些都并不能减轻日本在“二战”时的滔天罪行,相反,我们更需要指出的倒是布鲁玛(Lan Burama)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一个事实:广岛轰炸的死难者中有相当大数量的朝鲜奴工,而这些惨死者至今未被日本官方列入死难者名单。与美国目前从学界、媒体、到公众对广岛轰炸的普遍反省态度相比,日本至今对“二战”时滔天罪行的毫无反省才真正令人惊讶和愤怒!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明确:广岛核轰炸的可检讨性绝不意味着日本的可宽恕性!

                                                                            ——甘阳

2015年8月6日是广岛原子弹爆炸70周年。70年前两颗原子弹,既彻底击垮了日本“一亿玉碎”的决心,迅速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以无以伦比的震动。二十年前的甘阳,则从伦理,从道德,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的切入,讨论了原子弹轰炸揭示的人类所面临的多重困境。现在回顾甘阳在1995年写成的这篇旧文,放在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背景下来看,尤具有现实意义。

以下是甘阳文章全文《我们都成野兽了吗?》

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是美国用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五十周年(三天后美国第二颗原子弹轰炸长崎)。美国联邦邮政总署原已决定发行一枚印有蘑菇云状爆炸景观的邮票来纪念所谓“核胜利”五十周年,但最后终因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不得不收回。因为,正如德高望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正义论》一书的作者罗尔斯教授(John Rawls)在为广岛原子弹爆炸五十年所写的专文中所指出,这个日子所迫切需要的乃是严肃的反思并认真回答:当年美国使用原子弹这一决定究竟是否可以辩护?罗尔斯教授本人的回答斩钉截铁:广岛核轰炸乃罪恶滔天(great evil) !

根据目前的官方数字,广岛这颗原子弹共造成十八万六千九百四十人死亡,大多为平民。同时,按照美国颇具权威性的《外交事务》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一期所载“原子弹轰炸再检讨”一文所披露的数字,广岛和长崎两地因原子弹轰炸而死亡的总人数可能高达二十五万人,另加至少十万人以上伤残。该文作者、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伯恩斯坦教授(Barton Bernstein)由此指出,任何人面对这一惊心动魄的死亡数字都不能不追问:为什么这么多平民非死不可?当年美国非使用原子弹不可吗?使用原子弹这一决定当时究竟是怎样做出的?这一决定的正当性(legitimacy)根据又究竟何在?在伯恩斯坦看来,目前已经公布的各种档案材料和多方面研究事实上已经说明,当年美国完全没有必要非使用核武器不可,亦即这数十万人的悲惨命运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尤其指出,最令人惊讶的是,使用原子弹这么重大的决定在当时并非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后所做出,因为不使用原子弹这一可能性从未被认真讨论过,整个决策过程更完全未经国会辩论。因此他的结论与罗尔斯相当一致,即认为广岛核轰炸缺乏正当性的根据。

对广岛事件的反省和检讨当然并非始于今日。但一九九五年是五十周年这一点很自然地使这种反省和检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战争本身乃是绝对正义的,但是,美国在“二战”的最后一刻——当时欧洲战场已经胜利结束,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向平民居住中心投下原子弹从而导致如此众多的生灵死得如此悲惨,今天却已越来越无法为人接受。毕竟,广岛核轰炸开了人类使用原子武器杀戮人类自身这一危险先例,从而使五十年来整个人类包括美国自身都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下;尽管今天冷战已经结束,但核武器对人类的致命威胁不但没有解除,反而由于核武器的不断扩散而更加难以控制。从这种意义上讲,如何认识和评价广岛事件乃直接关系到人类能否有效阻止核武器今后被再次使用。换言之,如果广岛事件是可以辩护的,那么这种辩护的理由和根据究竟是什么首先就必须加以追问,不然今后任何人都将不难找到使用核武器的借口。

罗尔斯为广岛事件五十周年所写的专文正是从这种角度来提出问题的。在他看来,不但广岛、长崎的两次核轰炸,而且在此之前美军从一九四五年春季起对东京等城市的无定点轰炸,都是极大的罪恶,因为它们逾越了一个民主国家在战争中所应遵循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他特别批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两种虚无主义论点,一种是认为战争就是下地狱,因此任何事都可以干;一种则是认为战争中人人都有罪,因此无人有权指责他人。这两种虚无主义论点适足瓦解文明社会的全部基础,因为在罗尔斯看来,所谓“正义和正派的文明社会”(just and decent societies)的全部根基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做出道德和政治的权衡,即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抹煞这种权衡能力也就是在助长为所欲为、不负责任。

由此,罗尔斯所要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在战争中所必须遵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是什么?他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的区别。非民主国家由于按其定义就是其所有决定是由少数人所操纵的,因此非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的不负责任和犯罪行为不能由其民众负责;但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是真正的民主国家,那就意味着全体公民对本国行为是负有道德与政治的责任的,是不能容许不负责任和犯罪行为发生的,正因为如此,民主国家不能不特别明确战争中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

罗尔斯首先指出,民主国家进行战争的目标不是要摧毁敌对国,而是旨在达成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而所谓“和平”首先就是指与目前的敌对国在今后达成和平,因此,“当前的敌人必须被看成是在今后的共享和正义的和平中的同伴。”正因为民主国家进行战争的目标乃是要寻求最终能与交战国人民达成持久和平,因此民主国家没有权利进行“全面战争”(total war),亦即将敌对国全体居民作为战争的对象来对待。尤其是,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绝无权利直接攻击敌对国的人民。这首先是因为民主国家在战争中必须尊重敌对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同时,只有民主国家首先以身作则尊重对方人民的基本人权,才有可能教育敌对国的人民也学会尊重己方人民的基本人权。不消说,这种对最基本人权的普遍尊重,正是约束今后战争、达成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条件。

罗尔斯特别强调,由于战争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亦即战争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对于交战国双方人民将有久远的心理影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为今后的可能战争树立样板,因此,对于民主国家特别是其战时领袖们的最大考验就在于,他们在决定战争的方式以及结束战争的方式时,是否能首先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的最终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出发,就是一切着眼于今后的持久和平,一切着眼于教育敌对双方人民在战争中也尊重基本人权。按照罗尔斯的看法,只有在非常极端的危机状况下,即只有在本国人民的整体生存受到根本威胁的情况下,民主国家的战时领袖们才有权利考虑采取极端手段,例如使用核武器。这里所谓极端危机状况乃是有严格定义的,指如不采取极端手段,本国人民将面临全体毁灭这种情况。由于在这种状况下,今后和平的问题已经被排除,面临的乃是本国人民能否生存的问题,采取极端手段是可以辩护的。

责任编辑:旺旺
来源: 海德网
1 2
相关推荐: 轰炸原子弹广岛
看完这篇文章有何感觉?已经有0人表态
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