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现代游击战之父”毛泽东（2）

对于中国的抗日游击战，还有一位美国军官的看法值得一提，这就是于1943年就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主任的梅乐斯。他曾于1936年至1939年在中国工作，亲眼目睹了初期的中国抗战。他指出：“即使在日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中国游击健儿照样十分活跃;日军要想赢得战争，简直是遥遥无期”。(孙丹年：《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第235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史实证明，他的这番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后来梅乐斯在中美合作所的时候，也曾设法为国民党特务武装培训游击战，但这些特务武装却对抗日所起的作用甚微。“国民党人的游击战1939年前后才开始，却在两三年之后即告失败，国民党派往敌后的部队，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实力的武装。与此相反，中共的军队自抗战全面开始的1937年起就将主力开往敌后，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其从最初的约4万人，经过不足8年时间，就发展到近百万之众，所占地区亦从最初的陕北一隅之地，扩展到山西、察哈尔、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广东等近十个省份。”(见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2期)。由此可见，游击战是有天然的人民性。有了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游击战不但在战术上可以取胜，而且在战略上也可以取胜。毛泽东就是根据中国国情，第一个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层面进行考察的。

英国透过国民党向共产党学习游击战

随着中国抗战的进行，英国感到在远东的殖民地受到了日本的严重威胁。英国方面向国民党提出，设立中英情报交流合作研究机构，并建议合组一支游击部队，中方出人，英方出钱出武器装备。当时英国方面派遣了一个青年军官学习团，来中国学习游击战。这个团先到了西北、中原和东南等游击区进行了实地考察，然后被安排到湖南衡山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

英国方面之所以重视游击战是有原因的。英军在一战期间曾经吃过游击战的大苦头。当时英军的对手是德属东非殖民地总督莱托-福尔贝克。在这场战争中，莱托-福尔贝克以12,000人的兵力进行游击战，成功地击败了总计30万人的英国军队，造成了60,000名英军人员伤亡，其中包括20,000人的战死者。这个深刻的教训使英国军界人士格外重视游击战。当中国抗战开始后，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游击战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时英国看到中国抗战以来愈战愈强，而且八路军的游击战深入晋冀鲁豫敌人的大后方，建立抗日政权，不断打击敌人，收复失地。英国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抗日力量，较之英法在欧洲战场上的狼狈现象，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述略》 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他们想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但又无法直接与共产党接触，于是就先把目光转向了国民党，准备寻找机会向共产党学习。果然，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就给这些英国军官提供了机会。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蒋介石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共同在湖南衡山创办的。毛泽东曾对叶剑英等人说：去吧!去讲我们的一篇道理。叶剑英率一批中共教官及部分工作人员参加游干班的筹建和教学工作。因为共产党的教官都接受过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熏陶，且有过较长时间的游击战的实战经验，讲课能密切联系实际，因而大受欢迎。

这批英国军官来到衡山时，正是第二任教育长，国民党将军李默庵负责的时候。他安排以国民党的教官为主给英国人上课，但是英国人觉得很不受用。英国人迫切希望能学到真正的游击战经验。当他们听到共产党教官主讲时，才真正感到受益匪浅。具体负责安排英国人学习的李默庵的助手刘嘉树后来说：“当年在班里，既受气又丢脸。受气的是明争暗斗都斗不过共产党的教官。他们肚皮里有货，学员信仰他们，连英国派来的一批学习的青年军官也信仰他们。”“国民党教官讲的，谁都不爱听，英国人更不爱听。八路军教官一登台，大受欢迎。我们怎么不丢脸!”(沈醉 文强：《戴笠其人》第232页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

日本的关注和研究最全面最深入

日本对毛泽东的研究是从1920年代末开始的，其研究后来形成了一个单独的体系。就总体而言，日本学者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普遍给予了比较客观的，也就是说正面的评价。日本学者特别重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又首推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日本军事评论家久住忠男在《战争、战略、日本》一书中指出：“毛泽东论述得最精辟的是游击战理论。他所论述的游击战，比以往任何战略书籍都丰富。他那富有想像力的论述是举世罕见的。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各种战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见该书第103页 至诚堂版)。军事评论家池野清躬则指出，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

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其主要原因就是当年日本侵华部队吃尽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的苦头。频繁的袭击让日军永不愈合的伤口持续失血;每天各地一个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越来越多被日军视为猪狗的中国人成为日益坚强的抵抗者;每个击毙十几名、几名，甚至是一名日军的难以记录的小的战斗，却由于其无处不在、频繁的发生，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上百万日伪军的伤亡。如此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事实上竟然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而后者的数量先后曾高达百万之多!

武汉会战以后，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游击战成为了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日本方面也很快感觉到了游击战的威力，不禁对战争前景产生了忧虑。1940年12月1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在当天上奏改编预定在南方使用的兵团时，日本天皇裕仁忧心忡忡地说：“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和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 第322页)

1943年6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其兵力达567424人之众。”同样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在当年的综合战果报道中指出:“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伪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临近抗战胜利，日军仍然发现国民党军队还是不堪一击。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以51万兵力，与250万国民党军队对阵，结果以伤亡7万人的代价，毙伤了 50万国军(一说75万)。此战使中国丧失了百余座城市和6000余万人口的大片国土。1944年9月，鉴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不断丢失大片国土，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新的战略区。半年时间就在敌后战场上解放了1000余万人。1945年春夏，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积极开展局部反攻，不断取得胜利。最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丢失的2亿人口的沦陷区中建立了19块根据地，解放了1亿人口，等于收复了一半失地。日本天皇主持御前会议，于1945年6月8日通过的《世界形势判断及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大纲》中，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就承认：“敌方对我占领地区的反攻，特别是延安方面的游击反攻，一定会越来越厉害。”

日本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占有的资料特别丰富，包括日本侵华战争中大量的史料和战后日本官方文件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等。例如，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大本营陆军部》、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纂的《中国事变大陆建设手记》，上海的《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以及汪伪政权出版的杂志等。还有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战及治安强化运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华北治安战》、日军战史《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和《冈村宁次回忆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