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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版“红色娘子军”:命运多舛令人叹息

2014-08-28 02:12:51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红色娘子军诞生于20世纪前半期海南的特殊社会形态中。1930年4月,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和琼崖地委,发出了一张布告:“英雄的乐会县妇女们,拿起枪来,和男子并肩作战”。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就有七百多名妇女报名。1931年5月1日,筛选出一百多名妇女。


配图配图         作者:毛剑杰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第08期     2014年4月19日,海南省琼海市中原镇仙村,100岁的卢业香老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儿子翁祚雄紧攥着母亲的手,但终究没能挽留住最后那一丝余温……从此,世间再无红色娘子军。而在她们身上交织缠绕80多年的硝烟和温情、荣誉与毁谤,终于随她们步入历史的尘埃。

      从“守望妇”到女战士  

配图配图      红色娘子军诞生于20世纪前半期海南的特殊社会形态中。

85年前的海南,是广东省辖下一个封闭而贫瘠的偏远海岛,仅有“若干副产物或特产物可盈余运销外洋”,经济凋敝,人们谋生艰难,于是也和闽粤民众那样,许多男性选择了下南洋谋生,也有部分人渡海去大陆。而妇女大多留在家中支撑家业、养老携幼。

异域他乡谋生谈何容易,因此,男人们往往一去经年,甚至十几年不归,即便偶尔回家,也犹如探亲之旅。这使得妇女们在家中犹如“守活寡”。那时的海南,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守望妇”。男人们还有遭遇不测而客死他乡的,这样的“守活寡”,就会变成真正的无望、绝望。原娘子军连排长王运梅,就是这样一位守望妇。1930年代初,王运梅新婚不久,她的丈夫便去了南洋,留下她一人在家守望。

当时海南社会中女性地位很低。海南方言叫男人“公爹”,叫女人“衣服”。在如此性别观念下,人们甚至认为“守活寡”是“美德”,如果女人要主动提出改嫁,就会遭到公婆的反对以及社会的非议。正如另一位娘子军女战士王先梅自述的,当时的女孩子都没有书读,七八岁就开始放牛,一般到15岁左右就都嫁人了。

连长庞琼花,4岁时便由父母包办与本县题榜村一李姓人家订婚。这样的包办婚姻普遍存在,称为“定命”。1927年冬,其兄庞隆香参加琼崖红军,庞琼花在胞兄影响下加入了少年先锋队。这年她才16岁,李家迫其过门成亲,她宁死不从,坚持参加红军。

极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家庭生活的不幸和缺失,使得这些年轻妇女极度渴望生活的改变。正在此时,1930年4月,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和琼崖地委,发出了一张布告:“英雄的乐会县妇女们,拿起枪来,和男子并肩作战”。

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就有七百多名妇女报名。1931年5月1日,经过筛选的一百多名妇女,在乐会第四区(今琼海市文市乡内园村)小学的操场上宣誓,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也就是红色娘子军宣告成立了。特务连连长为庞琼花,冯增敏、庞学莲、黄墩英分别任一、二、三排的排长。全连103人,除两名庶务、挑夫和一名小号手是男性外,其余都是女性。

王运梅后来回忆说,顺利入伍后,部队给每人配备了一套军服,还都剪了短头发,周围人称她们为“红军哥”。“入伍时我知道这支队伍是要打仗的,但也没感觉害怕,只知道被枪打中了才会死,打不中就不会死。”

她们接受了完全军事化的训练。直到70多年后,“阿婆精神好的时候会把拐杖当作步枪,敬礼、拿枪、托枪立正,一套动作下来看上去仍然十分标准”,王运梅的外孙女马世菊说。

    500多天里的50场血战

女子军特务连由琼崖支队总部直接管辖,主要任务是保卫领导机关、看守犯人和宣传工作等一些特殊任务。然而随着国共内战形势变化,她们很快投身到了战斗中:伏击沙帽岭、火烧文市炮楼、拔除阳江、文魁岭保卫战……

血与火的实践很快证明:这群女人不仅敢打,而且真能打。琼崖革命领导人冯白驹1968年曾回忆说:“有一次娘子军参加主力作战,打败敌军后,以连为单位计算缴获,女子军还占第一位。”

这百多名女兵,在其存在的短短500多天里,竟与国民党军血战了50多场。在媒体的转述里,当年的卢业香曾是这样的形象:“搏斗中,卢业香一个矮身,敏捷地躲开一个端着刺刀刺来的敌兵,但左手中指却被戳断,鲜血直流!敌兵举刀再刺!危急时刻,卢业香掀起一把沙土蒙住敌兵的眼睛,继而死死咬住了敌兵的手。”

卢业香还曾化装成农妇,孤身深入国民党军据点附近侦察,带回宝贵的情报;甚至还赤手空拳俘虏国民党的两名“民团”。部队化整为零后,她回到家中,这里森林茂密,尽管敌人经常搜捕,但机智的她凭着对地形的熟悉,每次都让敌人扑了空。

但到1932年,随着国民党军加大围剿力度,“红色娘子军”连同中共领导下的整个琼崖支队,都面临生存环境急速恶化的问题。

也是在这个时候,发源于中央苏区的“肃反”“反AB团”,也波及了琼崖支队。从1932年春末起,女子军特务连除了撰写宣传标语等,还执行了一项看守“犯人”的特殊任务,这些“犯人”除了革命对象如地主、富农和当地官员外,大多是从红三团内部“肃反”出来的所谓“AB团”“社会民主党”和“托派”成员。

“肃反”造成了琼崖支队重大人员伤亡,全县被错杀的不下600人。甚至“女子军特务连”原连长庞琼花也成了“肃反”对象,她被隔离审问并投入监狱,所幸她没有被枪毙,成为为数不多的“肃反”幸存者之一。

作为女人,特务连女兵们对“犯人”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据说她们是“边看守‘犯人’边流泪”。但这无法改变琼崖支队被恶性内耗严重削弱战斗力的现实。

1932年8月,陈济棠派国民党警卫旅陈汉光部围剿琼崖革命根据地,刚刚成立1年零3个月的女子特务连,奉命与红军一营在马鞍岭进行阻击,迎来了最为惨烈的一战。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特务连二班八名红军女战士与一个营的男性同胞,在此阻击多出他们总数近一倍的国民党正规军。史载,此战极为惨烈,红军方面打到弹尽粮绝后,退到山坡高地,用石头砸,用一切可以杀死敌人的方式作战。战斗结束后,8名女战士全部牺牲。

这是红色娘子军大规模战斗的终结。此后,国民党军继续调集大量兵力围剿,形势对琼崖红军越发不利。到1933年春,琼崖红军基本已被打散,而初建时有104人的红色娘子军,在牺牲19人又陆续失散部分人员后,也宣布中止活动,化整为零分散隐蔽。

狱中的艰难抗争

她们告别了短暂的血火岁月。但从加入“娘子军”的那一刻起,她们便已注定了不平静的一生。试图回归原有的生活轨道,却发现,再也摆脱不了随时代巨浪浮沉的宿命。

她们嫁给曾对垒过的国民党阵营人士以期庇护家人,在建国后却给家人带来厄运;她们为之付出热血和青春的理想时代终于来临,她们中的一些人却不被认可,且被划入另册……

部队解散后,庞琼花打算回老家,但还没有离开母瑞山境,她就被捕了。“刚迈出共产党的监狱,又被拖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她和冯增敏、黄墩英、庞学莲等人,一起被关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狱,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还被当作反面教材带到各地参加群众大会。在《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琼崖剿匪记》记载:“旅长均许改过自新,带赴各区开会,说明女子从匪之痛苦及绝望,听者信之,此种宣传,收效甚巨。”

1933年底,他们被转移到省会广州的监狱里,后来又被押解到广州国民特别感化院。在感化院期间,她们被要求诵读“总理遗嘱”,下地种菜或到生产毛巾等生活日用品的小工厂干活。据《红色娘子军战史》记载,她们在狱中进行了持续抗争,“放声臭骂国民党与陈汉光”“砸坏了监房的木质工字窗”“打碎了狱中用具陶瓷器皿”。

难以回归的战后生活

直到1937年12月底,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后,被关押的“女子军特务连”成员才被释放。她们出狱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重新选择生活方式。地方战史研究者庞启江说,当时的琼海农村,女孩子大多很小就会被许配订婚,15岁左右就生孩子。25岁前如果还没结婚,则会被在族谱上除名,然后逐出家门。

而她们出狱回家时,大多已二十五六岁,于是被家里逼着嫁人。但她们可嫁的对象,几乎没有选择:按照当地风俗,地方上的普通人家不会娶这么大年纪的姑娘。而且,她们的红军战士身份对婚嫁而言并非好事。信息闭塞的当地农村,许多人相信“女子上山是给共产党当共婆”。她们只能嫁给国民党人士,或是有点身份的地方士绅。

黄墩英就面临这样的抉择。她出狱回来时,看到的是一个破碎离散的家:曾任地方苏维埃主席的父亲和当红军战士的弟弟,在她被捕的同时,都被国民党军杀害了。同为红军战士的哥哥,则为逃避通缉流亡到了南洋。不久,在家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小妹妹,在山上放牛时也失踪了……

就这样,一个六口之家,只剩下母亲一人孤苦伶仃,终日以泪洗面。黄墩英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家种田,陪伴母亲。正在此时,邻区有个国民党区长前来求婚,原因是原配生一女儿后,再也不生育。

最初,黄墩英无意嫁人,但经不住母亲苦苦相劝,加上那位区长求婚热切,最后答应了。但她不曾想到,这竟是她后半生悲剧的伏笔。

“有文化、特会讲话”的女指导员王时香,也嫁了一位比她大15岁、瘸腿的国民党军联防队长。因为母亲害怕女儿当过红军、坐过牢会连累全家,希望她嫁给这个联防队长,以寻求庇护。王时香显然不愿意,但在全家人的安危和自己的幸福之间,她最终选择了前者。她唯一能做的,是说服丈夫不为国民党做事。丈夫也同意了,于是辞掉联防队长职务,到一间学校做了会计。但1950年解放军登陆海南岛前夕,他害怕被解放军清算,又回到了国民党军中,后来竟死在了军队里。

责任编辑:文尧木
来源: 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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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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