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卓然：从军事制度变革视野看甲午之败

甲午战争打碎了笼罩在晚清统治者心头的迷梦。一个历史的疑问则在战后成为全国上下的话题：“天朝上国”究竟何以败于“蕞尔岛夷”？

关于甲午战争惨败之因的讨论，自中国战败之后起一直有着多种多样的看法。在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讨论之中，有一种难得的见解：军事制度被认为是甲午之关键败因。袁世凯“实亦军制之未善”。而大思想家严复认为，欧美军事制度，“东洋得其余绪，业已欺我有余”。李鸿章到日本谈判时，也吐露了一段虽是“讨好”日本却也表达了对于军制重新审视的“真言”：

“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

但是历史的局限性，让当时的人们不可能全面认识军事制度的区别对于战争走向的影响。在今天，透过珍贵史料重窥这段已过去了一百二十年的史实，将让我们对于历史的有一个更明晰的认识。

　　中日对于军事制度变革的不同态度

中日两国同为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封建国家。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开展洋务运动来着长技以自强”，这一股“自强”的浪潮，使清朝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和升级，但是，正如晚清军事史研究专家、美国学者拉尔夫·尔·鲍威尔说的这样：“而军队的组织仍然保持旧有的形式”。

清朝军队里，八旗兵和绿营兵是国家常备正规武装，其数额、编制、薪饷、防区均有定制，故称为国家经制之兵。八旗兵和绿营兵早先采取世兵制，“世代以当兵为业”。自康熙平三藩之乱开始，养尊处优的八旗官兵腐败日盛，战斗力逐渐衰弱，渐渐不堪一击，其地位被绿营取代。但是承平日久的绿营，也步八旗兵的后尘，迅速衰弱下去。太平天国起义后，在太平军和各地起义军的打击下，绿营兵又呈现出不堪一击的表现。在这一历史时期，湘军和淮军作为地主官绅兴办的团练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地方招募的的“勇营”逐步发展成为清朝陆军的主力。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军队一直保持着募兵制，以临时征召壮丁的办法补充兵员。勇营成为主力，“兵为将有”，中央兵权下移于将帅，作战指挥权的统一性受到削弱，带有地方军阀色彩的军队实际上开始出现。

募兵制和指挥权分散都是落后军事制度的表现。但是清政府一直没有意识到军制问题的严重性。醉心于“洋务运动”的清朝统治者们，对军事制度的变革和进步其实并不十分关切。他们对于欧美军事实力的优势，没有从军事制度上来考察和分析，仅仅停留在“船坚炮利”的粗浅认识上。于是，在洋务军事活动中推行的各种“强兵”措施，一直只是重视改进军队的武器，却一直漠视军事制度的变更。

就在清朝军事制度军事制度建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时候，东邻日本却悄然开始了对新制度的学习。日本被打开国门之后，也产生了民族危机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较早认识到了自身军事实力落后与军事制度有关。于是，日本较早开始引入了新式军制。早在幕府统治末期，幕府及各藩都陆续引进了欧洲各国军制，期望以之改革日本军制(日语里称之为“兵制”)，进而改变日本军事实力落后的困境。从日本当时统计来看，引进了英国式军制的有萨摩藩等十七个藩；引进了荷兰式军制的有水户藩等十一个藩；引进法国式军制的有高知藩等九个藩；另有一个纪州藩引进了普鲁士式军制。

但是，这种全国军制不统一的局面，阻碍了军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后来成为“日本陆军之父”、此时在兵部任要职的山县有朋首先认识到：“欲完成维新之大业，必须打破列藩割据之弊，实行中央集权，巩固政府基础。而欲实行中央集权，就必须建设帝国陆军，统全国兵权于中央”。不久，日本全国性的军制改革也呼之欲出。

1868年，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与倒幕派军队谈判，实现“无血开城”，把江户城献出投降，同一年天皇改元“明治”，迁都于江户，将之改名东京。幕府统治的覆灭，也为全国性的军制改革铺平了道路。在明治初年，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即主持了日本第一场全国性的军事制度改革。

明治二年十月，日本明治政府发布了改革兵制的布告，下令各藩统一改革兵制。布告宣布：“兵制之议，虽应立为皇国一般之法，然今般之常备兵员之制，海军将斟酌英吉利之制，陆军将斟酌法兰西之制而编制，故各藩之陆军应先仿法兰西制渐行编制之改革”。至此，日本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军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军制，从而结束了各地军制杂乱的局面。

此次改革又正值普法战争时期。在这次改革之后，德国通过连年的战争终于获得统一。1871年(明治四年)1月，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登基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此后德国军制仍沿用普鲁士军制。

选用了法国军制作为陆军军制的日本，一直关注着普鲁士和法国的战局进展。日本兵部省曾派遣大山弥助(大山岩)、品川弥二郎等人去战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明治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巴黎陷落，给陆军采取了法国军制的日本以很大的心理震动。此前一直被忽视的普鲁士军制(仅有纪州藩这个小藩曾引进过)，开始引起日本军界的重视，渐渐出现了依据普鲁士军制来重新实施日本军制改革的呼声。

普鲁士实行男子“全民皆兵”的征兵制。男子一般情况下均需服兵役。而兵员在服役期满之后，继续编入预备役和后预备役部队。这样后备兵员一直保持充足，可以在战时迅速成建制组建新的部队。而全国上下的适龄男子普遍服过兵役，军队的战略战术训练和军事技能教育渗透到他们的人生经历里，也确保了新组建部队的战斗力。当时日本派遣赴欧专门负责考察军事的山田显义，指出：“普鲁士军制强盛是自1808年至1812年改革旧制而坚立鸿基。当时普鲁士常备兵员仅四万二千人，1866年与奥地利交战时已变至十三万大军及至今日已备有一百三十八万兵员”。

日本对于普鲁士军制的持续重视，终于催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军制变革。

　　日本在甲午之前的军事制度改革

明治四年(1871年)十二月，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和2名少辅川村纯义(海军)、西乡从道(陆军)一起提出再次改革军事制度的建议。这份建议里，把有充足后备兵作为普法战争之中普鲁士的胜利根源，据此提出男子20岁均需服兵役：“近岁普鲁士之胜法兰西者，无它，盖预备兵之兵力也。今皇国宜定其制，凡男子二十岁、身体强壮无残疾者，不拘士、卒族，使充兵役，编入队伍之中。服役经年方可回家。全国若有一夫不征为兵，则人民住所亦无以为守”。

近一年后的明治五年十一月，日本明治天皇发布了《关于征兵之诏敕》：“兹基于本邦古昔之制，斟酌海外各国之兵制，设全国征兵之法，以立护国之基”。 虽有“基于本邦古昔之制”这句话，但实际上日本已放弃了落后封建的旧军制，逐步建立起崭新的军事制度。明治六年一月，征兵开始在日本实施，根据“士已非从前之士，民亦非从前之民。均为皇国一般之子民，报国之道本应无别”的理念，近代意义的全民范围的义务兵役制在日本国内建立起来。

日本随后又在指挥权问题上实现了军事制度的改革。此前明治四年的七月实行了兵部省官制改革，设立参谋局，但是军令机关仍从属于军政机关。明治十一年(1878年)十二月，日本参照德国军事制度里军令、军政机关分开原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陆军军政与军令的分离。废除了原来属于陆军行政机关的参谋局，设立了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山县有朋亲自担任参谋本部长。

明治十九年(1886年)，海军也实现了军政、军令机关完全独立分开。至此，日本负责军队编制和管理的军政机关，负责军队指挥和调动的军令机关，彼此之间分离开来，各司其职。从此以后，军令机关不再从属于军政机关，作为军政机关的陆军省只负责人事、军需等行政事务，不干涉军事作战。日本模仿德国设立独立的军令机关，实现了军事作战上的统一指挥，也有利于确保作战指挥官的专业水平。

而从1868年幕府统治彻底瓦解起，仅仅过了十五年后，全国军队的指挥权又实现了完全统一到天皇的名义之下。1882年(明治十五年)1月4日天皇颁布了军人敕谕，明确规定“我国军队永远由天皇统率”，“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汝等为朕之股肱，应尊天皇为首领，视天皇为父母”。七年后，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日本天皇为陆海军的统帅”。但是，这一改革并非是建立权力独裁制。在天皇的权威之下，军队作战指挥与军事行政管理分别有专门常设机构负责，而不是依靠临时机构乃至独立个人来管理。

实行全民兵役制和调整指挥权，是日本这一轮军制改革的两个最大收获。此后，日军继续深化军事制度的改革，例如根据德国军制修改、制订和完善了陆军各项规章；调整了陆军编制，陆军各兵种有了细致的“步、炮、骑、工、辎”分工；按照德国的模式设立系统的军事学校，培养各级军事人才等等。这些军事制度改革，使日本军队从此迈进了近代军队的行列。而此时的中国军队，还停留在封建旧军队的范畴里。

　　中国军事制度落后直接影响了战争胜负

在日本进行大刀阔斧的军制革新的同时，固步自封的中国军制已显得落后于时代。

这种落后对战争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作战指挥权的不统一上。光绪皇帝名为全国军队最高统帅，但是受到慈禧干政的影响(慈禧虽自称“归政”，实际仍影响着军队)，却其实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决策权。最高军令机关(统帅部或参谋部)方面，清朝当时没有任何常设专门机构。人们通过影视作品熟悉的“军机处”，名称虽有一个“军”，却根本不是统一指挥全国军队、集中研究和制定战略战术方针等的军事参谋机构，它更接近于一个秘书机构。而从古时候延续下来的兵部，主要职权是管理绿营兵籍和武职升转之事(即行使部分军政职权)。

清朝开国时延续下来的八旗兵、绿营兵，后来编练成的淮军、湘军等，在没有最高军令机关的历史背景下，彼此各为一派，带有很浓厚的封建军队色彩。将领指挥不属于自身派别的军队，则处处掣肘、军令不畅。陆军如此，海军也是如此。甲午战争之前，清朝渐渐形成了由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分别控制北洋、南洋、福建、广东等四支水师的分裂局面。清政府虽于1885年10月决定建立海军衙门来统一对全国海军的指挥管理。但是海军衙门成立后，并没有成为海军的领导指挥中枢。至战争前夕，李鸿章忧心忡忡地说：“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起。万一中东有事，胜负尚难逆料”。实际上，这句“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可以用于描述整个清朝军队。中国古代军事指挥之中就尤为在意的“如臂使指”，在这一历史时期成为可望不可即的幻想，这一弊端也直接左右了战局的发展。

甲午战局之中曾统帅陆军作战的吉林将军长顺，称：“追究军事之所以失，实由于将帅不和而各怀观望”；李鸿章也曾抱怨“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参加过黄海海战的德国军官汉纳根，归纳“中国取败之道，有二大端”，首先即作战指挥无法统一：“一曰无总帅，督抚各自保封疆，分而不合”。

军事制度落后于日本，在当时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例如在兵种上，清朝陆军只分步兵(步队)和骑兵(马队)，既无独立的炮兵、工兵、辎重兵，也无分工明确的专门后勤部队。日本陆军按照德国的现代化军制组织起来，陆军各兵种有细致的分工。

但是，没有实施全民兵役制，则成为军制落后导致战争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这一问题的表象，史料记录里已比比皆是——

没有兵役制，则没有训练有素又可成建制编入军队的后备兵。战前和战时补充军队，只有依靠原有的制度。清军此时实行的世兵制早已腐朽，几乎无法选出有战斗力的军队，面对战争只好完全依赖于募兵制。但当时的募兵制，征召条件、捂募办法、优待政策都无固定标准，几乎就是随意临时征召。根据史料记载，“各将帅奉命募勇，只求足额，不择强弱”。结果，临时募集的士兵“皆系乌合之众”。没有任何军事技能的新兵参军入伍后，在奔赴战场之前一般都只经过短期的训练，有的部队甚至来不及训练，就匆忙上阵与日军作战。结果，新兵们与日军的作战表现多是“艺未练成，驱以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遁，反以利器资敌”。

与陆军一样，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海军各舰船为了应对战事而临时募集新兵。结果造成了“交战之时，炮勇伤亡不能顶补”的严重后果：“临时召募，在岸只操洋枪，不满两月，派补各船，不但船上部位不熟，大炮不曾见过，且看更规矩、工作号筒，丝毫不谙。所以交战之时，炮勇伤亡不能顶补，只充死人之数”。

上述表象的本质，即新兵补充的问题间接导致战败，在战后渐渐被认识到并且成为清廷上下的共识。

张之洞归纳败因时，即指出：“我军则仓猝如募以应之，心既不齐，械亦不足，技又不习，以致动辄溃挫。”

袁世凯后来也认为，在甲午战争中清军“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近来武备愈弛，疲弱冗杂，比比皆是，固由于训练之无法，实始于选募之不精”。

作为名义上的军队最高统帅，光绪皇帝自己在战后也痛定思痛，说：“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将，兵非宿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至水陆立馁，战无一胜”。

这一番的反思里，光绪皇帝把“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作为“战无一胜”的根本原因来看待。但他无法也不可能认识到，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战争来临之时，紧急扩军的军队充满”乌合之众”，无法胜任近代战争的考验，归根结底是军事制度的落后造成的。

但是，站在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认识到：中日之战的结局，在战争之前中日两国关于军事制度变革不同走向开启时，就悄悄埋下了一道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