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朝鲜战争美军战俘：选择中国被称为“叛徒”
不愿意返回家乡的朝战美军战俘部分人员合影（右一为约翰·邓恩）。1956年2月28日拍摄于北京市
在斯洛伐克的西北部有一个名叫日利纳的城市。在该市城中心有一座旧坟墓，美军下士约翰·罗伯特·邓恩便长眠在这里。这本来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因为欧洲各地的公墓安葬了10多万具美国士兵遗体，依照习俗，安葬在军人们为之捐躯的土地上也是落叶归根。只不过，使约翰·邓恩来到这里的，是一场发生在五千英里之外的战争——朝鲜战争，而且这座坟墓也并不是军人公墓。约翰·邓恩下士是再没有返回故乡的朝鲜战争美军战俘中的最后一人。
1953年7月，美国与朝鲜的将军们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而在双方实际控制区之间的非军事区里，有23名美军战俘拒绝被遣返回美国。他们是被中国人称为“进步人士”的庞大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这个群体全部都在请愿书中签过字，留下过书信，或发表过演说，谴责美国参与朝鲜战争。
大多数美军战俘选择返回家乡，然而，由于一些尚不明确的原因，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人选择留在中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不过，年复一年，他们还是三三两两地，几乎所有人都悄悄溜回了美国的家乡，在隐姓埋名的难堪中了却残生。而其中有两个人永久地定居在了中国，但他们偶尔也会回美国的故乡看看。两人之中的约翰·邓恩再没有回到中国。他曾经花了6年时间在北京的一所大学学习中文。在此期间，他与一位据说是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的女人相识并结婚。1959年，当妻子返回捷克斯洛伐克时，约翰·邓恩与她结伴而去，从此以后便销声匿迹。
约翰·邓恩于1928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城市阿尔图纳。当他14岁时全家迁往巴尔的摩市，就读于巴尔的摩城市学院。在校期间，他曾经被选举为高年级主席。从这所学院毕业以后，约翰·邓恩在一家薯片公司担任推销员工作。随后他应征入伍，被训练为无线电报务员。1951年5月，他被派往朝鲜战场。6月9日，他被安排在第23步兵团，并于三个星期后被俘。
约翰·邓恩被关进了位于鸭绿江畔的三号战俘营，这所战俘营由中国人管理，专门关押“反动派”。约翰·邓恩努力照顾其他生病的囚犯，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据麦克奈特介绍，一位与约翰·邓恩一同关押在三号战俘营的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战后作证说，“约翰·邓恩与他分享食物和毯子，还在他患病的时候照顾他，他欠约翰·邓恩一条命。”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约翰·邓恩在最后一刻加入了拒绝回家的队伍。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复杂的条例，不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会被移送至位于朝韩边界的中立区战俘营。他们将在那里羁留四个月。如果在这个等待期他们改变了主意，那么仍然允许回家。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尽管有二万多名中国和朝鲜战俘希望留在西方，但1953年秋天中国政府巧妙地将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那23个美国战俘身上。这些人穿着笨重、满是补丁的中国军装，向中国新闻人员发表演讲，他们坚信自己对种族主义、资本主义与麦卡锡主义的抨击将会使他们在祖国面临残酷的迫害。当有人向他们大声问道：“你们想回家乡吗?”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不！”
这些美军战俘可以说是扮演了渴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正面形象。
美军战俘们一天早上醒来，发现担任守卫的中立印度士兵们不见了，而战俘营的大门敞开着。很快，中国军人带着朝鲜裁缝来了，为战俘们量身缝制平民服装。一两天之后，这些战俘们身穿新衣服登上了一列火车，向着中国的新生活驶去。他们中间看起来比较聪明的人被送到了北京市读大学，学习普通话；其余的人则被安置到工厂与集体农场参加劳动。
在几个月里有一个人死于疾病。而后不到两年，有三个人说他们想要回家，中国政府并没有阻止他们。然而他们刚刚返回美国，便遭到了军方的拘捕，投入监狱。他们原准备面对军事审判，但却发现自己早已被开除了军籍——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仅脱离了军事司法系统的管辖范围，还应该为遭受监禁获得补偿金。当这一事态进展的消息传到其他仍然留在中国的背叛者耳朵里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踏上了返乡之路。
回到美国以后，这些人的生活陷入了悲凉而诡秘的境况之中。他们大多数人很难找到工作，更难以保住工作。一些人在心理诊所里面耗费时间，还有一些人反复地触犯法律。当人们了解到他们过去做了什么事情，便称他们为“叛徒”。因此，他们很快地学会了隐瞒事实，保持低调地生活着。“他们所做的事情连家人都不知道。”麦克奈特说。“一些直系亲属或许了解一点，但关系稍远的亲属绝对不知道。”
直到不久前，约翰·邓恩的故事仍然笼罩在疑云之中。2005年，加拿大著名华人电影导演王水泊完成了讲述叛逃者故事的纪录片《他们选择了中国》。影片记述了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军战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人道主义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为了和平反战，反对麦卡锡主义和种族歧视，以及向往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留在了中国的一段历史。这部纪录片几乎包括了所有曾经公开谴责美国的美军战俘的影像资料，但是约翰·邓恩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在我们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约翰·邓恩的信息。”王水泊说。“中国没有人知道他前往东欧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澳大利亚学者贝弗利·霍伯曾发表专著，描写生活在中国毛泽东时代的西方人。他认为约翰·邓恩的情况“令人感到意外”，背叛者们都对他没有什么印象。“他似乎仅仅被战俘们提起过一次。一位名叫莫里斯·维尔斯的战俘在1958年中国‘大跃进’时期前往北京郊外帮助建设一座大型水坝，他说曾经向约翰·邓恩借过一次睡袋。”贝弗利·霍伯说。
当约翰·邓恩于1959年离开中国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他的目的地是该国首都布拉格，因为他的妻子被认为是一名外交官。在冷战时期，布拉格生活着不少美国人。但是，在这座即使是最微弱的流言也会回荡数年的城市里，也没有人知道约翰·邓恩的下落。
2012年年末，研究人员终于在由捷克政治团体发布在网络上的庞大数据库里发现了约翰·邓恩的档案。这个数据库属于捷克共产党的秘密警察组织StB。这份档案列出了约翰·邓恩的全名、出生日期与出生地。
一位学者在2013早些时候获得了约翰·邓恩的档案。这份材料披露的信息可谓言简意赅。约翰·邓恩的妻子伊米莉亚·波鲁布科娃原来并不是什么外交官，而是一名比约翰·邓恩小4岁的女学生。她来自日利纳市的一个共产党精英的家庭，因此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会被送往北京学习。也许她已经被共产党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但是她带回来的美国丈夫彻底毁掉了她的前途：即使约翰·邓恩已经叛逃，但他仍然值得怀疑。
因此，波鲁布科娃只是在日利纳市找到了一份助教的工作，而约翰·邓恩由于不会说斯洛伐克语，甚至连工作也找不到。他们没有房子，即使有四个孩子，一家人还居住在宿舍里。1964年，约翰·邓恩终于被分配到砖厂工作。他没有朋友，而且时时处在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根据StB档案材料，秘密警察从没有找到过不利于约翰·邓恩的证据。虽然如此，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监控。
即使在约翰·邓恩夫妇被秘密警察的某个分支招募以后，监控仍然没有停止。那是在70年代中期，约翰·邓恩和妻子被派遣至布拉格，协助监视中国大使馆。档案材料记录了他们得到的几百克朗报酬以及报销的交通费，但并没有提到他们所从事的具体工作。
到那时，至少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约翰·邓恩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在一家滚珠轴承工厂上班，待遇提高了，还分到了一套住房。然而大家依旧对约翰·邓恩避而远之，秘密警察继续监控他，直到1989年捷共统治的结束。6年之后，1996年1月1日，约翰·邓恩死了。他的妻子则在2000年去世。
编译自美国《纽约客》杂志（美）布兰登·麦克纳利 李有观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