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什么不希望红军进行长征？
陈晓楠：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出任政府主席。这个由莫斯科方面一手策划成立的红色政权，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的神经。共产党显然是要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啊。对此，国民党很快制定了，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而且一次比一次凶猛，中共在南方的根据地遭到了巨大破坏。
解说：从1932年年初开始，国民党在上海的破坏行动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机关随时有被破坏的危险。在向共产国际请示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随博古、洛甫等人，于1932年底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此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是中央苏区根据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然而随着博古临时中央的到来，中共内部的矛盾很快显现。
卢弘（《解谜李德与长征》作者）：王明就一直讲，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呢恰恰就是山沟里出来的，所以他们就一直格格不入，当时毛泽东呢把这个江西、湖南啊什么，打出了一片根据地，跟朱德的红军，就形成了最大的一支军队，最大的一个根据地。
最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待不住了，只好逃到毛泽东的这个地盘来，但是呢他们又不信任他，包括朱德，实际上共产国际都不信任。
解说：很快来自上海的临时中央，取代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实际领导职务，权力转移到了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的身上。本是一介书生，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经验的博古，从上海来到苏区后，很想有一番作为。
卢弘：但是他根本不懂军事，他就只有点书本知识，他要到这个根据地来，他治不了毛泽东，他必须找一个军事上懂行的，懂军事的人来替他出谋划策，他才能压住这个毛泽东。
解说：德国共产党人李德，进入了博古临时中央的视线。李德本名奥拓·布劳恩，1932年春时年32岁的奥托·布劳恩，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两周后紧急受命，带一张奥地利护照，乘坐快速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到哈尔滨，后又从大连转乘轮船来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中国情报机构，佐尔格小组，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
黄黎（中共党史研究者）：国际联络部派驻中国的一个电讯工作人员牛兰，由于是共产国际信使出了问题，所以说被捕。
卢弘：被捕了，这个蒋介石要判他死刑，但是后来佐尔格这个人能量非常大，他通过种种关系买通了，结果呢，答应用赎金可以把他赎出来，就是让苏军这个总部赶紧送几万美元来，把这个牛兰他们赎出来。
黄黎：李德就是这个时候被派到中国来的，当时派他来的不是共产国际，而是苏军参谋部第四局，这是一个军事情报局派他来的，携带两万美金，和另外一个德共党员一起来的。之所以选德共党员呢，是因为他们比较容易通过日本占领区，因为当时日德关系比较好，就这么样他来到中国。
解说：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钱救人的任务后，并没有继续待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移居上海后，李德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的阿瑟·尤尔特一起，经常与中共领导层接触。通常是每周一次，我们一起到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去，办事处座落在新住宅区内，当然是相当安全的，我们只能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比方说再一个窗台上放一盏台灯，或者在一间有亮光的房间里，把窗帘打开半叶等等，才可以走进办事处。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任人是博古，1931年9月24岁的他临危授命，出任中共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在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尤尔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和洛甫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
黄黎：这个李德懂俄语，他呢又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虽然说这种军事知识，多少有些纸上谈兵的意思，但是呢这足以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感觉到非常钦佩。
解说：一贯仰仗共产国际支持的博古，由此建立了对李德的信任。1932年年底临时中央从上海动身前往苏区，为了达到从军事上压制毛泽东的目的，博古、洛甫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
卢弘：共产国际呢对中国的情况，包括对李德什么也并不清楚，既然你中国共产跟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构都认为可以这么办，他们也就同意了。
解说：1933年春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答复终于到来，答复的大意是，李德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陈晓楠：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意见，和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意见相一致，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鉴于此前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上的失误，苏联方面曾一度停止了，向中国派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时候，因为组织联络和沟通上的需要，中共方面强烈要求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驻代表。但是斯大林不希望俄国人直接卷入，这样一种容易引起严重政治纠纷的国际行动，所以他最终提议，派驻中国的代表通常不应当是俄国人。派驻代表也不宜再采取个人代表负责制，他们不宜再负有明确的领导责任，主要是担任帮助性的工作，起到一个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
解说：1933年秋天李德被派往江西苏区，不过尽管到了苏区，他还是要受命于，当时共产国际驻华的军事代表弗雷德的领导。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为李德做过翻译的王智涛回忆说。李德原来不是共产国际正式军事顾问，他只是被那位正式顾问派过来打前战，为其进苏区探路做准备。但是李德到达后，那位正式的顾问却因故不能来了，这才由李德充当了顾问的角色，他在一段时间内，仍得按上海的那位军事顾问的指示办事。不过这位共产国际派出的非正式的军事顾问，却在博古的一手策划之下，执掌了中共的军事大权。给李德当过翻译的伍修权也曾反复说过，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取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给他的，造成损失的主要责任，在中国方面。
陈晓楠：由于自己不懂军事，博古就让李德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的领导训练等等军事上极为重要的工作。随后李德把在军事学校里学来的正规化思想，贯彻到了他的工作当中，而这种正规化的努力也不可避免地和红军历来所习惯的那种游击观念传统的作战思维，作战方式造成了冲击。相比较而言，莫斯科似乎更关心的是，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太注意中国的现实。当时国际上出现了日本对远东的侵略，和希特勒在欧洲的威胁。这促使莫斯科重新估价中国。
解说：莫斯科觉得需要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加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因而在1934年1月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尽管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但是仍然恢复了，毛泽东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地位。当然这种变化，丝毫没有影响李德对中国军事分针的全面控制，决策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等人手中。
蒋建农（毛泽东研究会常务理事）：那时候毛泽东已经不指挥军事了，那毛泽东呢但是他的这个观点呢，和他们李德的这种指挥的方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毛泽东呢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呢但是当时他还比较策略，一般的来说，他很少呢直接地向，比如说红一军团长期是他指挥，这个什么的，就看聂荣臻的回忆录啊，这么这些老同志的回忆里头就讲了，他们去看毛的时候，毛都避而不谈军事方针的问题，不谈那个什么，不愿意让别人就说，说你不在这个军事指挥这个位置上，你去过多地干涉这个问题。他很注意这个策略，遵守大的这个政策纪律。
解说：在李德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相峙一年之久，只是中央红军败多胜少，根据地越来越小。李德对反围剿的胜利已失去信心，他向博古提出，中央红军要准备做一次战略转移。于是在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提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但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两种供共产国际选择的方案，向共产国际请示，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时的无线电转送情报，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
王新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上海有三部电台，三部电台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是归那个上海中央局管。
黄黎：一部呢是王有才负责，他是主要跟那个瑞金通信，上海和瑞金的联系，还有一部呢叫武子明，也叫陈祖怡，他是负责中共中央在上海局，和莫斯科的联系。
王新生：还有一部是备用电台，就是哪个电台坏了受到破坏了，哪个准备启用。
黄黎：但是要值得注意的一下就是，当时瑞金和莫斯科没有直通的联系，他们必须通过上海来中转一下。
解说：经过这几个环节，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之间电报联系，即使在当时很快捷的电报也需要五天以上，所以中共中央，将上述两种战略转移方案报告共产国际后，于6月16日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复电。不过十天后的6月26日，国民党大批特务、军警出动，逮捕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及江苏临时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16人。中共上海中央局这次被破坏损失严重。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局，同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并没有随之而被破坏。这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益艰难，共产国际便考虑，同中央苏区建立直接的电讯联系。
王新生：这个电台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是在1934年9月，9月建的，因为当时呢就是这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比较紧张，比较紧张呢，一封电报你通过这个，由这个共产国际发到上海，上海再转到这个中央苏区大约得十天左右，为什么，上海是地下的状况，之间电台根据那个传送联络人员呢，他不在一块儿，到发了以后他还得要译出来，译出来再译，就需要耗费时间，最后说这通过在中央苏区，还建立一个直接联系的电台。
解说：然而这个电台建立也就只有二十多天，1930年的10月10日，红军迫于军事上的失利，不得不离开瑞金进行战略大转移。这个能够收到共产国际电报的电台，却没有一起带走。
王新生：因为这个电台要同共产国际，进行直接联系的话，那么它的功率呢比较大，功率比较大，带起来比较沉重，比较沉重怎么办呢，后来就没有带，那个电台呢，是只能就是收不能发，就是我是可以共产国际可以给我发报，我能收到，但是回电比较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