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将军讲述改造日本战俘的故事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时，笔者有幸结识了刘国霖将军，并与刘老成为了忘年之交。目前健在的日本战俘后参加八路的多是刘国霖将军的战友和部下。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每次见到刘老，笔者总是问东问西，特别是抗战中教育日本战俘的事情，更是追问再三。听刘老多次讲述，笔者摘要部分鲜为人知的事和人，记录下来：

                                    学日语

    在延安，由于刘国霖学过日语，便被分配到抗大三分校五大队的敌军工作训练队。接待他的是三分校校长许光达同志，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到前线去做敌军工作。这是1938年12月的事儿。
    刘老说，敌工队位于延安北门外的二排窑洞里，与八路军总政治部和留守兵团为邻。敌工队的学员分初级班、高级班。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员日语好，都编入高级班。我由于口语差，读写还可以，就编入初级班了，从基础日语学起。每班有10个学员。
    一开始是一位朝鲜人教日语，没过多久，从前线送来一名叫吉积清的日本战俘教我们口语。1939年春，从120师又送来一名日本战俘春田好夫。由日本人来教我们日语，所以大家的日语会话水平提高得很快。
    这两位后来都成为“反战同盟”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吉积清，由于工作积极，还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参议员，这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说明共产党优待俘虏、一视同仁政策的诚心实意。

                           发传单、喊话与感化破坏者

    1941年10月的一天，组织上通知刘国霖到抗战前方的野战政治部去工作。算起来在延安已经学习了三年多，他日夜渴望投身到抗日最前线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一路辗转，刘国霖终于到达野战政治部所在地，山西的麻田村。敌工部部长是漆克昌，科长和几名干事都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敌工部下属还有以前田光繁为首的“觉醒同盟”成员七八个人，此外，还有未参加同盟的日军战俘十几人。    
    1940年秋百团大战时，日军俘虏逐渐多起来了，所以，野战政治部的敌工部成员都忙得不可开交。由于敌工部成员及“觉醒同盟”的老成员都积极做战俘的思想工作，到1942年，绝大部分日军战俘都改变立场，自觉参加“觉醒同盟”，进行反战活动。同时，在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军区也相继成立了“觉醒同盟”支部。
    “觉醒同盟”后来改为“反战同盟”，主要活动就是油印反战传单，放在敌人炮楼附近，或托村长等人送到敌人手中。
    “反战同盟”成立之前，敌工部也印发传单，但是政治口号空洞、概念性的内容多。由同盟成员编印的传单，就切合日军的心理了，也能引起他们思乡、反战的情绪。
    盟员们还做出印有樱花的慰问袋，里边装上大枣、核桃、点心、香烟、香皂之类的，送到炮楼里的日军手里。在侵华战争陷入泥沼困境之时，物质供应贫乏的状况下，他们对八路军的“慰问袋’：是很欢迎和感谢的。有的日军收到后还送来感谢信。
    另一项重点工作，就是由敌工部干部带领盟员，乘夜色在八路军战士的掩护下，到敌人炮楼附近去喊话，跟炮楼里过去的战友拉家常，劝他们为了和平，不做无辜的牺牲，放下武器向八路军投降，扫荡时不要伤害老百姓等等。
    在距炮楼30-50米的地方，隐蔽起来向日军喊话是很危险的，日军小队长怕上级处罚，命令部下向喊话的盟员开枪射击。一般情况下，八路军是不还击的，以示我们的诚意。
    笔者问刘老：在喊话中出现过危险吗？老人沉思了一会儿，放低了声音说：有啊，有。1944年5月的一天夜里，“反战同盟”支部长亲自带领几位盟员，去襄阳县河口镇的日军炮楼前喊话，盟员砂原利男刚开始喊话不久，就从炮楼里射出的子弹，将他的大腿打成重伤。
    掩护部队的排长劝他撤下来，他却在血流不止的状况下继续喊话。另一名盟员，竹野甚七也一起喊话。可是一排机枪子弹打了过来，二人均受重伤，后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当时，砂原27岁，竹野25岁。
    我们在王堡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还写了《悼国际战友砂原、竹野两君》一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据我所知，抗战八年中，我军俘虏日军战俘大约2000多名，自愿参加“反战同盟”的大约300多人。其中，在反战宣传和战斗中牺牲了20多名盟员。
    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后来，我们就多用电话来喊话。就是将我们的电话机，接在敌人炮楼之间的电话线上，可听到他们之间的通话内容、姓名和职务，又可以与他们说话进行宣传，而他们又伤害不了我们。
    由于“反战同盟”积极、频繁的活动，搞得敌军人心惶惶，这使日军上层非常头痛。后来，他们就想派遣特务假装投降八路，或故意让我们俘虏，从而混入“反战同盟”，企图进行投毒、策反、暗杀等破坏活动。
    有的被我们识破，有的在我们中间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认识到八路军是仁义之师，就主动坦白交代，并自愿加入“反战同盟”，我们也不歧视他们，而是真诚地欢迎他们加入。

                               日本教员来教刺杀

    “反战同盟”成员的主要工作是反战宣传，教育日军俘虏。我们也尽量发挥他们的特长，知人善任。有的当了炮兵教官，如水野靖夫；有的当了日语教官，如山下好之：有的当了医生，如山田一郎，后来，他还当了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内科主任、副院长，并成为中共党员。
    刘老说，都说美国大兵善拳击，中国士兵大刀厉害，日本兵白刃格斗刺杀过硬。在抗战期间，我军参照日军教材，编写了《刺杀教范》。可是光学教范，纸上谈兵效果不大。于是，我们就从盟员中挑选刺杀技术好的，到部队当教员，教授和示范。我呢，就一同前去，任现场口头翻译。
    特别是练对刺时，对象是真正的“日本鬼子”，等于实战训练，日军刺杀的套路、险招都一清二楚，训练班干部受完训练，回去再教士兵。这样，八路军的刺杀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可是，在一次训练刺杀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太岳支部一名盟员在教八路军士兵刺杀时，打死了一名士兵，他吓坏了！认为肯定会被枪毙的。后来，经过仔细调查，是枪支管理者的责任，他没有把枪中的子弹退净，在拼刺中，那位盟员误扣了扳机。因为日本军队规定在战场上拼刺刀时，一定要将子弹退出。结果，并未处分那位盟员，而是处分了枪械管理者。这事儿对全体盟员震动特大，他们从心里更认定加入八路军是幸运的。

                                “花姑娘”的故事

    笔者问刘老：听一位朋友说，有一个日本兵当了俘虏，还向你要“花姑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刘老一听，哈哈大笑了一阵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儿。那是1942年5月反扫荡时，我到王家峪去找襄恒独立营。听说两个民兵抓了一个日本兵，怕他逃跑，就把他囚在一个枯井里。
    通过交谈，我知道他叫小西政贤，农民出身，是敌军36师团的。我跟他讲了我军的俘虏政策，以及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及其活动内容，而且告知他，盟员中就有他的老乡。他情绪安定了，我又让人给他吃了鸡蛋面条，也不再把他囚在枯井里了……
    下午四五点钟，看守他的侦察员送来一个小西写的纸条，我一看用日文写着：“早先到院子里的花姑娘能借给我一晚上吗？”我一看差点儿气炸了肺，真想揍他一顿，可打人是违反政策的呀！我就叫来卢殿甲县长，审问训斥了小西政贤一顿（我仍然当中间的翻译），他知道错了，一直低着头。小西后来也改变了立场，参加了“反战同盟”，后来我们相遇，他还十分不好意思呢……

                                    两张照片

    1946年夏，根据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安排，刘国霖带领30多名反战同盟盟员，以及部分日军俘虏和日侨一共124人，步行十来天，到达石家庄南的元氏县，将这批日本人交给元氏县的国民党驻军，由他们转送到大连南边的葫芦岛，待船运返回日本。
    刘老说，元氏县的国民党驻军抗战时是为日军卖命的伪军，抗战胜利后为了抢夺胜利果实，扩军准备打内战，就被国民党36军收编，摇身一变竞成了“国军”，将与我们一起战斗的盟员交给他们，真是荒谬之极。临分别时，与我们相处多年的老盟员热泪盈眶，紧紧与我握手拥抱，互道平安，盼望有朝一日战友重逢相见。
    说到这里，刘老拿出两张黑白照片让笔者看，第一张照片就是1946年在元氏县分别时，刘老与“反战同盟”两位支部长的合影，左边是星川诚一，右边是水野靖夫。这张照片曾在国内各种报刊以及电视节目中出现过，是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著名摄影作品。
    另一张是由他护送的123名日本人在一起的合影，密密麻麻的几乎看不太清楚面目。刘老说，这张照片是欢送日本人临行前拍摄的，摄影者是129师摄影科科长裴植。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本来送还的日本人一共是124名，摄影时却是123名。因为出发前夜开欢送宴，有一名日本人由于将要回国，心里非常激动，喝酒过度，突发脑溢血而死，真是乐极生悲。我们只好将其埋葬。
    可是，就在临出发时，又有一个日本兵投降者赶过来，要求与大队一起回国，但是来不及办手续了。谈话中得知，此人与死去的人正好是同村的老乡。于是我们经研究，临时决定让他顶替了死者名额，并将死者的一点骨灰经过处理后，放入一个小木箱，让这个日本兵捎上，随大队人马回了日本，交给死者家属。这件事儿在日本人中传开，他们从心里叹服八路军，认为八路军最讲人道。

                                   后来……

    解放战争中，刘国霖在晋冀鲁豫军区联络部任科长，仍然是做俘虏的教育改造工作。全国解放后，在军队中的教育、科研、国防科委等处工作。
    1989年10月，有日本中央大学和一些反战和平友好团体，在东京举办“日中战争中在华日本人反战活动研讨会”，特邀刘老出席。
    刘老到达东京的当天傍晚，他的老战友，时任船桥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八•四战友会”第一任会长的水野靖夫，会同第一日本人老八路前田光繁，还有当年“反战同盟”山东滨海支部长的小林宽澄先生，赶来看望刘老。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血气方刚的战友，如今都已是满面风霜、头发斑白的老人，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激动得热泪横流。几位老人高兴得像天真活泼的儿童，说到兴奋之处，还用手比画着“八”字，高声大喊“我们都是老八路！”
    刘老为3位战友带来了解放军特制的毛背心，让他们穿在身上。他还为水野靖夫带来一件特殊的礼品，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张在元氏县分别时，3人的合影。水野靖夫是第一次见到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捧在手里久久端详着说：“太珍贵了，这要成为我的传家宝，这是中日战友亲如兄弟的写照……”
    老战友重逢的第二天，刘老在早稻田大学的国际研讨会上做了“抗战时期八路军对敌工作和日本人‘反战同盟’活动”的长篇报告。刘老在讲演结尾时说：“在抗战中，‘反战同盟’盟员的积极活动，是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国的国民，在觉醒之后，勇敢地与被侵略国的国民站到一起，呼唤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积极行动。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非常独特的、罕见的，这也证明了正义必定战胜邪恶！”   
    （《环球视野》第357期，摘自2011年3月1日《中国国防报》）